只要理论科学揭示了事物的真理，或某门学科、某一科学原理从数学上描述了特定事物的数量关系，从哲学上阐释了特定事物的本质关系，那么就不用担心理论科学的无用性，从理论科学无用性到应用科学有用性的转化只是时间问题。从科学理论性到科学应用性、从理论无用性到应用有用性的转化符合科学哲学的转换原理。没有牛顿的经典力学，就不会诞生包括房屋、道路和桥梁在内的工程技术；没有麦克斯韦的经典电磁学，就不会产生包括电报、电话、电机车在内的电气化时代；没有普朗克的量子力学，我们现在“爱不释手”的电脑、平板和手机、互联网和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就不会像春天的竹笋一样破土而出。科学有“两个改变”的功能：一是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二是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科学有“两个推动”的作用：一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哲学存在的一种价值在于“意义的解释”，即：科学的两种功能、两种作用、两种功能和两种作用符合科学哲学意义论的等效原理。什么是科学的生活方式？举例说来，为了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感染，人们可以为自己“上一把锁”：保持至少1米、最好1.8米的社交距离；可以为自己“上两把锁”：保持1.8米的社交距离，戴口罩、甚至戴价格更贵的灭毒口罩；可以为自己“上三把锁”：保持1.8米的社交距离，戴口罩，注射疫苗。不是保持了社交距离就不要戴口罩和注射疫苗了，也不是戴口罩和注射疫苗就不要保持社交距离了，人们既可以选择一项防疫措施，也可以选择二项、三项和多项防疫措施，除了用“三把锁”降低病毒感染的风险以外，还可以做到勤通风、勤洗手、喝茶叶水，保持室内空气新鲜相当于降低了尘埃和病毒的浓度。注意手部卫生是为了避免病毒的“物传人”，网上有很多诸如：某地在门把手上发现了病毒，某快递公司的快件包装被检测出阳性指标，某进口市场的水果——车厘子表面检出阳性等“不胫而走”的消息。绿茶杀灭新冠病毒的功效似乎得到了一些医学实验的证实，没想到“老祖宗”留下的茶文化还能在抗击新冠的战“疫”中立下一功。只要做到了“双保险”：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人们基本上可以得到病毒感染的零风险，但没有什么“绝对安全”的科学生活方式，口罩的质量可能不达标、人们佩戴口罩的方式可能不正确，变异的病毒可能逃逸人体和疫苗的免疫系统。新冠病毒好像在和人类玩一场“密室逃脱”的游戏，目前在全球范围已感染1亿多人，“防不胜防”的病毒给人类社会至少带来了两大危机：生命健康危机和经济危机。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和疫情反弹从人们的科学生活方式做起。科学哲学的“测不准原理”或认识论哲学的“认不准原理”为什么成立？“事实胜于雄辩”，以一个物理学的事实给以证明，陆地上飞机的飞行速度最快，时速为每小时至公里，磁悬浮列车的驶行速度居中，时速为每小时至公里，高铁的行驶速度最慢，时速为每小时至公里。以地球为参考系时，工程师能够测量飞机、磁悬浮列车和高铁的时速、能够完成飞机和列车运动轨迹的“图上作业”。以月球、水星和金星等其它太阳系的行星以及太阳为参考系时，科学家感到“力不从心”，工程师失去了测速和描图的能力。以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为参考系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将一筹莫展，对飞机、”磁铁”和高铁的测速和绘图能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离开了地球，我们不知自己和交通工具的位置，或者说离开了地球，我们不知自己和飞机、“磁铁”和高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所有物体在达到受力体系的平衡之前不可能处于稳定状态，只有物体所受所有力的作用保持平衡时，该物体才能获得稳定的位置。物体所受力的平衡和物体的稳定状态符合科学哲学因果论的等效原理。趋于平衡和稳定是“自然选择”的法则。比如：我们站立、行走和跑步、踦自行车时，只要保持“重心平衡”就不会摔倒，由于地面“坑坑洼洼”、雨雪天的道路泥泞湿滑、夜间光线昏暗等原因，我们在站立、行走和跑步、踦车时可能失去身体的重心，摔跤、跌倒是身体的一种失稳现象。身体运动受到大脑意识的支配，我们的身体“有意识”地寻找重心的平衡，而自然界所有物体“无意识地”建立“物自体”的平衡系统，趋于稳定状态是所有物体的自然选择或自然属性。然而，或是缓慢、或是陡然发生的失稳现象必然改变我们身体和自然物体的平衡，当我们老时就站不起、走不动了，当自然物体再也不能维持稳定的结构体系时就发生崩塌和破裂。无论人生如何辉煌与落寞，人终究要回归周而复始的自然，人和物体符合科学哲学自然论和归属论的等效原理。为什么在所有的学科中，物理学似乎最接近哲学的特质？很多物理学家具有哲学家的气质，比如：围绕量子力学中”上帝是否掷骰子”的科学命题，两位20世纪物理学的大师玻尔和爱因斯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世纪之争”，他们的量子物理学之争实际上越来越向量子哲学争论的方向转变。玻尔和爱因斯坦不是在量子力学的学术之争中成长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而是在中青年时期的前沿物理学研究中逐渐深入到哲学的探讨领域。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中，科学从哲学的“母体”分离出来。经典科学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促成了18世纪的“蒸汽机革命”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生，欧洲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一方面是科学的繁荣和资产阶级的富裕，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感叹的“贫困的哲学”和贫困的工人阶级。但哲学的贫困不等于哲学的彻底没落，不仅马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了旧的、贫乏和脱离时代的古典哲学，而且哲学在19世纪的“复活”和20世纪的兴起以走向哲学的科学为驱动力。20世纪的“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中晚年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对科学和社会哲学问题的思考中渡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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