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

中海油服原副总裁

经济学家圈近期专访了中海油服原副总裁、中国海油原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

经济学家圈：首先，请问您怎么理解碳中和与碳达峰？您认为我国有可能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吗？

陈卫东：我们很容易把这些问题给很简单提炼的，这个就给人感觉到好像把很多问题给掩盖住了，然后又顺着一个简练的概念去按照自己的形式意愿去发展，造成了好像很高深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人们对能源的需求在增加。工业革命以来，这多年基本的规律就是人均能源消费量是随人类社会发展指数不断提高的，从联合国发布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数来看，发展指数越高的国家，人均能源消费量就越高，没有例外的国家。近几十年来，不仅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普通老百姓也越来越注意到，气候变化带来了重大的环境的影响，可能会甚至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生存。有温度记录以来这一百年多来地球平均温度持续的上升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大量持续增加的温室气排放则是造成地球平均温度上升的主要原因。这种理论（或者说是假设）已经被广泛接受，这也是巴黎议定书被广泛接受的原因，是出于科学理论基础。其实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论的，20-30年前埃克森公司的CEO雷蒙德先生是反对派的一面旗帜，迫于舆论压力雷蒙德先生退休后，埃克森不再公开高举反对派的旗帜了，但在坚持继续生产石油天然气主营业务并没有改变。从撒切尔时代开始英国就开始减煤，一开始是经济原因，然后在慢慢地加入了环境保护的因素。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煤炭时代，英国曾经是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今天英国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煤矿，不再生产煤炭了。最近看到有报道说，英国政府计划在年关闭其最后一家燃煤电厂。

BP石油公司发布的《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上把气候变化问题归纳成两个方向的问题。一，未来能源的需求还要持续上升。第二，要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等等气体，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所以这就成了一对矛盾，而且根据计算机的模拟，我们现在二氧化碳的排放约为亿吨每年，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年的整个大气温温度会增高，会升高两度甚至更高。如果要控制要保证环境比较稳定的话，要控制在1.5度，那么模拟出来我们到时候整个碳排放应该减少到0。这是模拟的，是理论模型计算机推算的结论。我们都知道“24节气”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春华秋实，根据季节变化播种收获繁衍生息造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文明。许多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发现和实践，这些发现都是居于人类对于太阳与地球关系的变化观察的总结和应用。以北京为例，夏天最高温度可达40度。冬天最冷可达负20度，温差变化之差有50-60度之多。这种温度变化是“太阳因素”造成的，而非人类活动因素造成的结果。现在到底气候升温是太阳因素还是人类因素，或者叫地球因素还是有争论的。还有人资助不同的科学家在另一个方向进行研究，试图证明可能最重要的是“太阳因素”而不是“地球因素（人类活动因素）导致地球气候变暖。在人类很久以前就有冰河期，后来又变暖了，后来再冷了对吧？中国有位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做了中国考古气候变化研究，并绘制了几千年来中国古气候变化曲线，根据他的研究成果，中国气候现在正处在一个小的升温期内。大家可以把竺可桢先生的成果再拿出来研究对比一番，可能会有新的启发。

何谓碳达峰？目前社会普遍接受全球气候升温的主要因素是“地球因素（人类活动因素）而非“太阳因素”。所以减缓升温必须首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是可以积累的，历史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过去多年的气候温度升高，而温室气体排放一经济活动和化石能源直接相关。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加。在温室气体从增加到减少的拐点称为“达峰”，就是登山一样，先爬上去再往回走。“碳达峰”是一个简约的表达方式，温室气体不仅仅是与碳相关的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还有甲烷等其他气体。三大经济区域，欧洲经济发展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了“碳达峰”的进程。美国以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占能源消费的65%，煤炭约为18%）为主，正在峰值时刻。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能源结构中80%以上还是化石能源，而且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碳达峰”的压力非常大，尤其是仍然以煤炭为主的中国。

何谓“碳中和”？“碳达峰”之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尽快减下来，只要有经济活动，温室气体（碳）排放就不可能为0，它不可能到0。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吸碳，可以把碳给收集起来，把收集二氧化碳储存起来就叫CCS，也有收集起来再利用叫做CCUS，目前世界上有二十来个示范项目在做，还没有看到成功的报道。总的来说排的碳和收集的二氧化碳，还有大力度造林，森林也是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减碳和碳收集碳利用共同作用，碳人类活动排放的碳是可以为0的，甚至可以是负碳的。这样的目的达到了，这叫“碳中和”。

化石能源的开采生产、炼化和使用是目前最大的碳排放的源头，约占人类活动全部碳排放的80%。而使用煤炭是化石能源相关最重要的部分，在中国尤为如此。就分子结构而言，煤炭的分子结构大概是1个氢原子，10个以上的碳原子，然后是石油，在石油的碳氢分子链里，它是由1个氢原子，2个碳原子组成的。天然气主要是甲烷，甲烷的分子由4个氢原子，1个碳原子组成。能量守恒物质不灭，能源燃烧产生热能，在装换成动能或其他形式的能做功。氧原子和氢原子燃烧产生热能，一般而言碳原子并不参加到这一反应过程中来，于是碳总排放出来的，不管你是以气体形式，固体形式还是液体形式，总是要排放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首先是要减少煤炭的使用，然后是减少石油的使用。尽管天然气是最洁净的化石能源，但还是含碳的能源。燃烧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只有煤炭燃烧排放量的一半左右，但天然气目前也被认为是过渡能源，最终也是要被无碳能源替代掉的。

中国能不能实现“碳达峰”，肯定是可以达到的，只是说什么时候达到而已。在“碳达峰”和“碳中和”进程中，排放体量大是个弱点。体量大引人瞩目，减排压力大成本高。但大也有大的优势，体量大的原因是经济活动能力强经济体量大，减排和收集利用它的手段也多和体量也应该越大。现在全球人类活动总的二氧化碳排放估算是亿吨，其中中国排放约为多亿吨，超过了20%对吧？中国能不能实现碳达峰，肯定能到，能不能年达到碳中和，肯定很困难，对此我不太乐观。

经济学家圈：您觉得现在我国实现碳中和与碳达峰这个目标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有哪些？

陈卫东：短期的有重大影响。因为首先是我们现在的在全球经济里面的，有些国家不像20年前30年前抱着一种宽容的接纳的态度来看。

我们面对的世界的环境是在恶化的，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没有过的，中国又是一个工业化还没完成的国家，我们的能源消耗还是在增加的，甚至连煤炭的消费都还是在增加的。所以这种状况短期肯定有重大的冲击。过去这多年的几次能源转型，主要的驱动力是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能源成本的降低，或者主要是经济驱动的。这一次能源转型是尽量减少排放，要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对中国最致命的就是减煤。中国现在的能源结构里煤的比重还有57%，与二战后70年的世界差不多，煤的燃烧（煤电的本质也是煤的燃烧）排放是最高的。这是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是这次能源转型的驱动力。这不是经济的，而是道德层面的改变，由环保气候变化驱动的，这是提高成本的，所以短期影响肯定很大。

经济学家圈：就像您说的，因为目前咱们还处于工业化的整个的发展进程中，整个社会这边的能源、建筑行业等一些高耗能的行业，它如果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它有哪些路径可以实现？

陈卫东：中国的水泥生产占了全球的差不多是50%，钢产量大概是70%以上，这都是高排放的。影响肯定很大的，至于怎么减，一群人又瞄上了氢，从技术路线上说，目前不是很清晰。

经济学家圈：中国目前来说也是一个主要是以烧煤为主要能源消耗的一个国家，在这个目标下的话，煤炭转型目前面临哪些严峻的考验呢？

陈卫东：我们现在电力大概差不多70%还是这种热电站，60%多是煤，煤电，中国消费了40亿吨煤，一半是用在发电，煤电比重差不多是70%，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来改变发电的结构，改变发电的结构会影响一大片相关领域。因为我们整个目前电力体系，电力系统一年的收入超过14万亿人民币。我们的GDP不过来万亿，就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而言，电力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管理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降低电力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核心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煤电用什么来替换？尽管我们国家的可再生光伏功能装机很大，但是光伏和风能这些还是不连续的低密度能源。能源转型是两个轨迹，一个是高碳到低碳到无碳，还有一个轨迹是低密度向高密度。

现在我们的可再生是个低密度的，我们的火力发电成了世界密度最高的发电厂，耗能也很低，就这十来年年建设的，还有超高压长距离输电网络，这些基础设施都是过去十几年投资的，并且投资巨大，而可再生的风能太阳能这些东西，分布式的它是本地可以消纳的，对吧？而且它还不连续，得有保证它连续的手段就是储能，目前的技术还没有解决大规模有竞争力安全的电网端储能的问题，除了抽水储能之外，整个世界在储能领域还没有进入取得重大的突破。

百分之八九十的储能还是传统的抽水储能，抽水蓄能还得有独特的地理环境要求，也是个稀缺的地理资源，得有环境，要有水要有山，那个地方还得要靠电，把水抽上去放下来，而且抽水发电比例还很低，全世界在整个电量来说也不过百分之二、三的样子都不够，它储能的规模还很小。

经济学家圈：目前的话煤炭转型还是有许多瓶颈？

陈卫东：我说完煤炭转型就要换气（指天然气）。以全世界来看，大概有30%以上的天然气用于发电，OECD国家大多如此，包括美国在内。去年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了煤电，这个超越主要得益于风电的快速发展。而中国还是煤电一支独大，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是多煤少油缺气，保障能源供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有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煤电转气电技术上是成熟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核心是成本问题，气电成本比煤电成本高不少，还有个原有投资成本沉没的问题，谁来支付这个转型的成本？发达国家电力市场改革和能源转型已经进行几十年了，德国在弃核弃煤和增加可再生能源供给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用能成本方面也付出来巨大的代价。英国在关闭煤矿关闭煤电厂方面政府和煤炭工人工会进行过半个多世纪的斗争，有些斗争是相当激烈的甚至是流血的，英国的能源转型终端用户增加的成本并不高，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问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换取转换成本的空间。

经济学家圈：因为您之前是在中海油，想问一下，如果是海洋石油行业是如何减排？有没有哪些方式可以分享一下？

陈卫东：跨国石油公司的减排是两个路径，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自己的作业要减少排放。第二个就是自己生产的产品提供给客户的产品，也要减少排放。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石油公司自己的减排，肯定它是可以列出一个指标可以往前走，要想保证一定的产量，就是增产，那减排指标肯定很难办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雪佛龙公司也好，壳牌公司也好，这些公司管理层纷纷被股东们质疑，在埃克森美孚股东会上董事会选举上增加了环保积极分子，因为在这个减排目标上股东们认为管理层不够进取，不够力度。中国的“三桶油”现在还没有公布类似于跨国石油公司那些减排指标。减排指标是一回事，能不能真的做到是另一回事，公司的经营指标、投资回报指标、分红和可持续运营和能源转型减少排放是两套不一致的考核体系，在目前的技术条件、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普遍观念下矛盾是明显存在的。

因为去年9月提出和这个目标之后，这些石油公司根本没动作，到了今年突然发现形势紧迫不搞不行了，于是就开始纷纷表态，但是实际投资有多少动作有多少还真的不知道。我已经从海油退休6年了，我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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