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由环球网与知更鸟网联合主办，维思传媒承办的环球网教育盛典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楼隆重举行。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任玉岭先生在本届以“公益，让教育更美好”为主题的盛典中发表了演讲。

任玉岭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教育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教育是保障，教育也是中国的强大支撑，教育对孩子具有非凡的意义。最后，任玉岭先生给予教育改革几点重要的建议。

以下是演讲实录：

一、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强则国强。

我出生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年，从我出生到新中国建立的11年，历经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深重灾难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灾、旱灾。那种经常逃难、提心吊胆的经历和感受，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而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历经了站起来、富起来又踏上强起来的征程，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教育的牵引和教育的推动，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对强国富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清朝末年，因朝政贪腐，教育放任自流，中国在敌人面前不堪一击，甲午战争赔偿高达日本财政的两年收入，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险境，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由于教育的缺乏呈现出麻木不仁的状态。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虽然年仅27岁，但是他看到了教育对中国存续下去的重要性，他写下了少年中国说，明确指出了“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正是由于上世纪初以孙中山、邓小平、鲁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志青年走进国内学府或者出国深造，共同寻求救国之路、兴国之途，这才有了年的武昌起义，年的五四运动，年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结束，才有了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了年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国人民的站起来。

鲁迅在回忆他为什么在日本留学时由学医改为学文学时，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在那里欣赏自己的同胞被敌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使我终止了学医，他还说，从那次以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之事，即使国民的体格如何强壮，也只能做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我那时以为当然首推文艺，提倡文艺运动。

从鲁迅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代革命家抱着改变中国、振兴中国的决心，而选择自己受教育、学知识的路途。孙中山的“顶天立地，要把乾坤扭转”，毛泽东的“学不成名势不还”都表明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为振兴国家而受教求学的强烈欲望和决心，他们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中国带出了灾难的泥潭，迎来了自强，教育对中华民族的图存兴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教育是强国的基石，教育是真正的立国之本。

二，70年的辉煌，教育事业是保障。

我们革命的老一代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是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是一以贯之的把青年人学习和成长放在各项工作首位的。远在上世纪2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在广东、武汉等地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像永垂史册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就是由农民讲习所走出的。到延安之后，在那里办起了抗日大学等，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新中国che成立之后，虽然经济上还十分困难，但还是从一解放就狠抓了扫盲教育和学校的发展。我在年上高中的时候，我老家河南信阳地区20个县才只有一个信阳第一高级中学，而到年，基本上做到了村村有小学，乡镇有初中，县县有高中。北京有个学院路，那里有航天、矿业、地质、钢铁、农机、邮电、医学等八大学院，实际上那都是年以前同时建成的。

毛主席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关心教育事业发展，关心青年人的教育与培养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年，毛主席在苏联访问，他日理万机之余，还不忘去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他对到场的数千名留学生讲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年，毛主席到南开大学视察，我们数以百计的同学围在毛主席身边，“万岁、万岁”的呼声一直没有间断。后来我们又尾随毛主席的汽车来到天津大学，主席在高台上走来走去，并招手向同学们问好。周总理因为是南开大学走出的，他任总理期间曾三次走进南开，年到南开视察时，不仅看了我们系的学生宿舍，还看了我们正在读书的图书馆，最后还专门把师生集合起来，给师生们讲解了形势和鼓励大家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向周围的同志学习。就在这次视察中，学校给总理准备了专门的午餐，但他却走进了厨房，吃下窝窝头和棒面粥，拒绝了宴请。总理的言就是师，总理的行就是范。领导的视察不仅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也给了前进的定海神针和方向。我这一生，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不管做什么工作，特别是出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时，每决定一件事情和每提出一个建议我都会想到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们的要求和教诲。

从新中国成立到年的17年，中国的教育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17年教育，就不会有我们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包括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各个部委、各个部门、各市、各地的担当要职的几乎都是17年中培养的。我小时候用的灯是洋灯，用的油是洋油，香烟是洋烟，自行车是洋车，包括用的火柴都是洋火，买不到洋火时，还要用火镰撞击火石取火做饭。就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发展起来了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汽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万吨轮、第一架飞机，发现了第一个大油田，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筑起了长江第一座大桥，修通了雅安到西藏的公路，开通了成都到昆明的火车，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导弹、第一颗卫星相继上天。

我是年在信阳参加向科学进军的誓师大会的，年牵头承担国家十二年科技攻关的研发项目的，经过日夜不息的连续奋战，于年项目完成后，向全国无偿提供约16万字的技术资料份，十年不到的时间全国建起个味精厂。我们作为主要研究人员没有给国家要一分钱的报酬，而且是15年工资级别和数额一直没有变。这就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精神和风范。可以说，建国初期的17年是中国最有蓬勃生机的17年，也是激情燃烧的17年，中国大部分孩子都能入学，绝大部分青少年都经受到中国教育的洗礼，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尽管受教育的时间长短不同，毕业的学校有高有低，但他们都得到了新中国教育阳光的普照和教育甘霖的滋养，于是都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敬业精神。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劳任怨，艰苦卓绝，不仅创下了新中国发展的众多奇迹，也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各条战线的坚实根基。

我们的教育虽然曾经历经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的特殊培养，特别是年的恢复高考，和函授、电大、夜大的兴起，以及一大批青年留学国外，这又使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培养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特殊环境铸成的各方面的杰出人才和精英，他们也都成了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他们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及其所做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赖和赞许。

迄今我们有51.7万所学校，有在校生2.71亿人，学前教育入学率81.8%，义务教育入学率99.2%，高中入学率87.5%，高等学校入学率接近60%，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10.3年。教育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又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义务教育的普及，职业学校的举办，特别是大学生的扩招，使我们的教育和人才供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每年万大学毕业生和数以百万计的研究生、博士生及40万名海归走向社会，这不仅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我们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在新经济的发展方面，这些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华为有20万员工，平均年龄30.1岁，百度员工平均29.2岁，腾讯员工平均28.9岁，正是这些受教育时间较长的年轻人撑起了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片蓝天，并正在创造新的辉煌。

三，强起来的长征路，需要教育改革做支撑。

如同梁启超、毛泽东对青年的厚望一样，总书记也高度重视青年人的教育和成长。我们国家步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实现强起来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我们的制造业尽管增加值已经是日本的三倍，是美国的1.5倍，是美日德的总和，有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处于世界的第二第三梯队，为改变这个状态，需要广大青年的奉献、智慧、力量，必须搞好教育改革，更好提升广大青年的能力和信仰。

为此，我提出六条建议。

一、坚持以人为中心，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有教无类”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后来联合国出台的教育法规也弘扬了孔夫子这一思想。联合国规定，学生既不能因家庭贫困使其教育受到影响，也不能因地区贫困使其教育受到影响。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义务教育是国家拨款支持的。我们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方面虽然已先后拿出1万亿元资助了7.7亿在校的困难学生，但是由于义务教育基本上是由地方、县乡支持的，在各地财政收入和家庭收入成几十倍或上百倍之差的情况下，就必然严重拉大了孩子们受教育的差距。再就是大学的配置和国家教育经费的拨款，更需要改变“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习惯做法，需搞好高等教育以人为中心的配置资源。教育均衡问题得不到解决，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因此，需要重视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搞好教育统筹，以使教育做到真正的均衡发展，“有教无类”得以更好实现。

二、坚持强化师资队伍，去掉“官本位”的陋俗。

西南联大能够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中，培育出大批人才，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仿效的。其中没有“官本位”造成的浮躁和干扰，这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无法比拟的。今天的很多学校大搞行政级别的设置和竞争，很不利于打造教师培养和教学科研所需的氛围和环境。我们学校的“官本位”有两大问题，一是学校的行政岗位成了各级政府安排官员晋级、养老的平台，某地方高校的五位领导全由在政府升不上去的官员所占领。二是学校的官位成了广大教师努力与竞争的导向。某校一个处级岗位，竟有个教师报名竞争。我们的学校有部级、副部级、局级、副局级、处级、副处级，所有这些官位的竞争都直接干扰了教学秩序和导致浮躁与腐败的滋生。

三、改革教育环境。

中国很多学校学生素质教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一切为了钱。追名逐利成了一些学生和教师学习和工作的唯一动力。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不在校内而在校外，校外的问题不解决，学校即使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达到目的。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他绝非处在真空中，社会的一些风气，包括各方面存在的等级森严，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嫌贫爱富，阿谀奉承，虚假面子，互相攀比，优亲厚友，拉关系，走后门以及分配的严重不公和畸形等都是导致学生追逐名利一切向钱看的根本原因，这不仅直接影响到教育思想、教育效果，造成很多正面教育显得苍白无力。为了学校教育的升级和完美，就必须把校外的社会环境作为教育的系统工程的一部分，搞好改革与治理。特别是要改革好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解决好最难解决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社会方方面面的渗透和滋长。

四、科教强国，改革教材与课程。

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这是需要永远坚持不变的方针。在大力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向科学进军的新形势下，怎样使教学内容、教材配置与此相适应，这应该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这一轮教材改革中，语文内容的过度度增加，必将把学生引入重文轻理的道路。根据朱妙宽教授的研究，新教材中，小学六年级古诗词篇数高达篇，相比旧版增加87%，并且把小学生的最低阅读量升到万字，按6个年级学生的最低阅读量进行测算，小学生六年平均每天要阅读2小时。这不仅不利于小学生减轻负担，而且会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的教育的责任是要因材施教，教会学生学习到人生之道。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从当今数字科技快速发展的实际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搞好教材与看课程设置改革，使教育能跟上科技强国建设形势的需要。

五、治国齐家，更加重视家庭教育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年前，孔子就讲过，“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孔子的这一论断表明了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品德塑造是何等重要，家庭教育都搞不好的人，那是不可能有治国本领的。

正因如此，中国自古至今都很重视家庭教育，孟子的母亲为了孟子的成长，从山西到山东三迁其宅，最后把孟子培养成与孔子齐名的儒家后人。山西运城有一家姓裴的，一个裴家连续育出72位宰相，这是与其家风和家庭教育不可分割的。今天我们很多家庭都视孩子为宝贝，只想把孩子培养为“小贵族”和“小皇帝”，不愿给他们吃苦和磨练。年我去英国考察时，一位工业部长给我讲，英国占领某个国家后，为消灭那里的土著民族，从生下来就包下了他们的吃喝，任其放荡和玩乐。而对大英民族，男孩长到18岁，就要赶出家门，回家住房还要拿房租，上大学要半工半读，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大英民族的更强盛。我们应从这个故事得到启发，要使我们的很多家庭教育理念得到创新和转变。

六、丰富教育资源，加强对民办教育的管理。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有一些知名的民办大学和中学。我的母校南开大学及其属下的南开中学也曾经是私立的，南开中学周年时已培养出6个全国政协副主席，4个人大副委员长还有两个总理、一个副总理。南开大学作为周恩来总理的母校曾在当年创造了中国大学的八个第一，抗战期间又与清华和北大合属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正是这个原因，我曾积极主张大力支持民营大学和高中更好发展。但是经过深入了解后，发现我们的民办学校，很多都不是大老板捐资的，多是小本投入为了赚钱而生的。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民办学校，除了少数几个高中老板实力较大，用高投入创造好环境，用高工资吸引高水平的名师任教，办出了高水平的名校外，大多数都是先天不足，教学条件相对较差，学生来源多为二流，因此无法与公办学校竞争，更难成为一流名校。

基于此，我主张，为了使我们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应从中国民企巨无霸的大量出现的实际出发，由国家出台一些颠覆性的激励政策，鼓励大老板投巨资建设非营利民办大学或优质高中，并允许非营利民办学校与我们的公办学校平起平坐，激励其向名牌学校攀升，让一些人实现兴办东方哈佛的梦想，而对于那些为赚钱而办的学校，要严加管理，特别是对那些有可能把孩子们培养成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的“小贵族”、“小皇帝”的极豪华的幼儿园，要严加管控，限制发展，防止把孩子引向歧途，从而使民办学校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